佘树声：桑榆非晚 初心不改(2)

1954年11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佘树声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贾家的典型性及其他——向李希凡、蓝翎雨同志商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红楼梦》所反映的属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说法。这种观点深为翦伯赞等多位著名史学家赞同。青年佘树声信心满满，对别人说：“我要在30岁前，在社科领域发射出天才的闪光。”

可是，去往延安的道路并不顺畅。佘树声记得，当时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安商学院师生59人，在一位姓张的地下党交通员保护下，溜出西安，踏着积雪，从三原县城，一路向北。“大雪弥漫，人与人必须保持在视线可及范围，怕掉队。封锁线附近，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碉堡，随时都会遭到射击。经验丰富的地下党交通员递上一大包东西，对哨卡检查的士兵说我们是刚刚雇佣的‘烟客'，经过逐人搜身检查，大家有惊无险通过哨卡。”

1941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佘树声的母亲带着孩子们辗转来到西安，与同一年前到西安谋生的父亲终于团聚。早在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西安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万众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仅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且有力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中国抗战时局转换的政治枢纽。流落到古城西安的艰难岁月，让少年佘树声从心底里赞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和分裂的主张。

“好香好热的糊汤啊！每人只有一碗。”老人咂了咂嘴，回味良久才继续道：“进了窑洞和衣躺在地面上，上无被盖，下无草垫，身子朝天的一面冷，挨着地的一面也同样冷；等体温把挨地的一面暖温了，再翻过身来暖另一面，这样辗转反侧翻个不停，一夜不曾入眠。”

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才能流长，本固才能枝繁，根深才能叶茂。比照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史与哲学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佘树声先生的研究，将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相联系。

“人生忧患识字始。”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日寇占领家乡。佘树声清晰地记得，母亲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检查，把父亲的一大箱书丢在了路旁一处断墙的后面。从这些书中他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三个字，从此便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旧中国时局动荡，导致沦陷区的佘树声被迫失学，同祖父一起住在乡下。听祖父讲《四书》，成了主要功课。祖父讲一段，要求他背诵一段。佘树声说，这是他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启蒙的起点。

佘树声先生的住所离小雁塔不远，虽居室不大，但书香四溢。书桌上往往是一杯茶、几本书、一叠纸。临窗的书桌对面，是占据房间大半空间的书柜。老人细声漫语，娓娓道来。我们的谈话便从先生精神世界里丰盈的学术创新开始了。

佘树声在延安大学的学习生活，随着人民解放军向西安进军结束了。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佘树声进入军管会工作。兰州解放后，他又调到了兰州军管会。由于不喜欢机关行政工作，1950年，佘树声申请返回西安，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国语文系。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这样评价道：“佘树声从历史演进的宏观方面着眼，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儒家文化的实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才提出的带有创新性的观点。”“另外，关于历史的多元性问题，佘树声提出‘人类文化类型的一元与多元文化发展观'，这对于探讨中西文化关系及其异同的课题来说，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文章刊发时，既有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于前，复有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于后，佘树声的文章在西北文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着实令他始料未及。

“这里没有名教授，这里没有名学者，但是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佘树声才真正了解，延安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结合工作生活实际、接地气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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