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著名历史学家去世，曾获“人文诺贝尔奖

余先生就论述过南宋时期，士人代表朱熹在《封事》和《奏札》中，反复要求皇帝除旧布新，重建一个合理秩序的意见。

「Intellectual」一词在现代西方通常不单单指有知识的人，而是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各种基本价值（如自由、公平、民主等）的维护者。

用余先生的话来说：

然而，知识分子也是分子，可知识分子恰恰是最需要独立精神的人。

古代士人大多会有一种「得君行道」（有才识的人得到开明君主的信任，得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计划）的想法，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余先生不喜欢别人用「知识分子」来称呼他，甚至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

但或许余先生会在某处继续观看着，与我们一起，等待着未来答案的揭晓。

试问，我们平日里大多会用「分子」一词来称呼哪些人？

此外，余先生更不喜欢别人的过度崇拜和吹捧，他曾表示：

现在，余先生的身影渐渐独自远去，可我们知道，这样的尊严与精神已然传递过来。

这样的做法与其内核都和当代知识人相通。

目前还无人知晓。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于当地时间2021年8月1日早间，在美国寓所睡梦中安然逝世，享年91岁。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表示重要的是做「有尊严的知识人」。

事实也是如此。

但余先生看来，「Intellectual」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有对应词的，那就是「士」：

余英时谈到：「『士』 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 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流风余韵。」图片来源：Sohu

他本人学富五车，在面对各种社会与历史问题时，保持着积极发声的姿态，却始终不愿过多承担虚名与他人的崇拜，也不想被人称为「大师」。

余先生认为这种重点的转移意味着「士」的传统内部在不停地进行着断裂与更新。

而余先生自己，正是这种精神的承继者。

因为知识分子中的「分子」，似乎总带有着一种别样的意味。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而不是大师或神，量力而为，既不盲目服从权威，也要为自己和他人的合理权利而据理力争，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余英时于香港新亚书院毕业时的照片。图片来源：知乎

一位先生悄然离开了。

「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2006年，余英时荣获有着「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简称「克鲁格奖」）；2014年，他又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首届唐奖汉学奖。图为2006年余英时获得克鲁格奖。图片来源：Sohu

在余先生这里，现代的知识人与传统的士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承续的关系。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于知识阶层的历史有一个简短的叙述：「『知识阶层』是西方近代的名词，它最初源于俄国的所谓『intelligentsia』。至于现在英文中的『intellectual』这个字，则起源甚迟，据学者考证，它大概是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雷门梭在一八九八年首次使用的。另一方面，俄国的『intelligentsia』也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它出现于一八六〇年代中。不过俄国『知识阶层』的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贵族阶级。」图为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 - 1929，旧译克雷门梭）。图片来源：Wikipedia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还表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此外，他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某些特质，诸如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些边缘人，一群流亡者，一些在面对问题的态度上不那么专业的业余人士等。图为萨义德。图片来源：Foreign Policy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网址: http://www.anhuishixuezz.cn/zonghexinwen/2022/0524/513.html